富士康跑不了，但“國家”與“社會”在哪裡？
富士康跑不了，但“國家”與“社會”在哪裡？ [原創2010-05-20 12:48:45]
字號： 大 中 小自殺的孩子們為什麼不逃離富士康？
富士康發生 N 連跳——之所以用“ N ”字代替，是因為不知道完成短文的時候，這個 N 字是否又跳了——引起網民強烈關注，矛頭與火力也逐漸集中到富士康身上。我想，富士康難辭其咎，跑不了的。但我更想知道，到底是什麼原因讓這些 20剛剛出頭的孩子們輕生自殺？
匆匆瀏覽了一些網絡文章，覺得大家說的有一定道理，但又都經不起推敲，例如最多的幾種說法包括富士康用加班、勞動強度以及令人壓抑的企業文化等等把員工逼得跳樓自殺……
如果這些原因成立的話，那麼，我們就不能怪罪富士康了。原因非常簡單：富士康只是一個企業，哪怕真如外界傳說的，存在血汗工廠和殘酷剝削，可他畢竟是面向社會公開招聘的大企業，既沒有發生綁架、強迫他人進去工作的事件，也沒有像一些傳銷公司那樣，把年輕人鎖在房間裡限制自由，結果不得不翻窗逃離，跳樓身亡……
我們甚至可以站在富士康的立場，理直氣壯地反問批評者一句：我們只是來去自由的企業啊，我們如何逼死員工？你高興可以來，不高興可以走啊，為什麼用這種方法從窗戶跳出去？是不是我們的待遇太好，使得那些無法承受工作壓力的年輕人不願意離開，或者覺得離開我們就沒有前途，感覺絕望，就去自殺？
這個假設的問題你能回答嗎？富士康自己顯然無法回答，否則，他絕對不會找高僧去幫他驅邪。我今天試圖回答一下這個問題，但我想從其它的地方與其他的問題入手。從我常常去做經濟和社會調查的東莞與新塘入手。在那裡做調研時，我有兩個比較強烈的感受。
第一個感受是朝氣蓬勃的私營老闆與看不到前途的打工仔的強烈對比。 我在廣東接觸到不少勤勞聰明的私營老闆，其中部分來自內地。和內地相比，這裡的經商環境好，市場成熟，私營企業發達，尋租空間少，如果不涉足壟斷企業，當地政府還會適當扶持你。所以，基本上都能賺錢，比在內地強多了。
可我同時接觸到的卻是那些同樣來自內地的打工仔打工妹。老闆們都知道他們的價錢，不會給多一分錢，而他們又沒有任何保護與集體行動。雖然拼死拼活也能夠賺到幾百、一千甚至兩千的工資，但他們付出的卻是超時、超強的勞動。很多打工妹說，在這裡，生活的目標只有一個：工作。而工作，卻只是為了活著。
我的第二個感受是“國家”和“社會”在這裡扮演的角色 。就拿我經常去的新塘來（號稱全世界的牛仔生產基地），你到了這裡，會被這個小鎮的繁華迷惑住：街道上運送牛仔服裝的車輛一輛接一輛，老闆的奔馳和寶馬到處都是，豪華酒店裡談生意的老闆和伺候老闆的小姐們絡繹不絕，只要你細心一點，還能注意到繁華陰影下匆匆趕路的打工仔與打工妹，他們雖然佔這裡的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卻彷彿只是這個地方的過客，是這個地方繁榮昌盛的點綴。在這裡，你找不到他們的位置……
這裡充滿了活力，可卻總讓你感覺到這活力是畸形的。按說，這裡比內地更加符合一個現代化國家的標準：“國家”功能大面積地退出了經濟領域，或者可以說，在經濟領域，“國家”減少了乾預，還給民眾一個社會空間。可是，這空間卻讓你感覺不到一個完整“社會”的存在……
“國家”為這些絕望的孩子們做了什麼？
我們不妨這樣問一下，是什麼東西讓那些並沒有失去自由的孩子在一個讓他們厭倦得選擇死亡的企業門前自殺？他們都才是 20左右的孩子，為什麼不逃離富士康？收起行囊，背起包袱，就可以離開啊？ 難道這些孩子眼裡除了富士康，就只有絕望與死亡？請問：國家在哪裡？社會又在何處？
1949年後的中國，只有國家沒有社會，或者說國家的觸角深入到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國家就是社會。當時，國家用兩個東西把國民限制得死死的：單位和戶口。而遭到這兩個東西傷害最深的就是農民：戶口像鎖鏈一樣把他們綁在居住地，可是卻又沒有“單位”照顧他們的福利，給他們發糧票。結果，每當災難降臨（例如 1959年），首當其衝甚至活活餓死的幾乎都是農民……
1976年改革開放後，“單位”和“戶口”有點改革，控制有所鬆動，單位不再是束縛你的工具，有能力的人可以換“單位”了，好的“單位”還是你的福利保障。戶口制度雖然沒變，你卻不必老死在戶口地，農民們終於可以進城去出賣苦力了。但戶口仍然是鎖住他們的鎖鏈，只不過從以前緊緊鎖住他們的腳鐐，現在變成了一條更松更長的鐵鍊，始終牢牢地牽制著他們，又彷佛深深打在他們臉上的烙印。而這個時候，就連戶口，也成了城市居民特別是發達地區的一種身份象徵與福利保障……
改革前，抓得緊緊的時候，國家無力照顧農民，改革後，他們唯一所做的是給農民打工的自由，卻依然無法或者不願顧及他們。如果你觀察一下就會發現，那些 20歲左右的打工的孩子，是世界上最“自由”的一群，戶口地不知道他們到哪裡去了，所在地不知道他們從哪裡來。只要他們不犯罪，公安不會抓你，你可以自由出賣勞力，可以自由地生活，甚至可以自由地去餓死去自殺—— 他們眼中唯一剩下的竟然就是一些私人企業、老闆。那是他們的唯一希望，也是把他們唯一的絕望……
寫到這裡，有人可能要說，這難道不正是現代化國家，尤其是西方國家都有的現象？不錯，從現象來說，還真是這麼回事，可惜本質卻完全不同。這涉及到國家和國民的關係問題。
每一次看到國家有大事發生，群情激動的都是這樣一群孩子，他們愛國如痴如醉，讓人看得感動。我們都知道這樣一句話： 別問你的國家為你做了什麼，問一下你為國家做了什麼。 ——肯尼迪總統當時說這句話的時候，肯定沒有想到，最有資格說這句話的，竟然是今天中國的打工仔與打工妹。
在中國的改革以“下崗”的方式徹底消除了自己的領導階級——工人階級後，享受了自由的農民們，紛紛奔向打工之路。他們的勤勞、聰明和好用讓無數“中國製造”的產品、西裝革履的領導人以及腰纏萬貫的老闆們衝出了亞洲，走向了世界……和以前的“工人階級”相比，他們價廉物美，沒有任何住房和福利補助，他們幾乎不給目前崛起的國家製造任何麻煩——修奧運建世博，他們召之即來；等到辛辛苦苦建設好後，等到這些東西成了國家的象徵的時候，他們揮之即去……他們病了自己去解決，沒錢看病，自己去悄悄等死；失去了工作，幾乎沒有任何救濟；這讓他們寧肯加班加點不要命的工作，而我們的國家也就在他們的勤勞中繁榮昌盛起來……
也許到了我們應該弱弱問一句的時候： 國家應該為他們做些什麼？ 也許，我們可更學術一些地提問： 哪些事應該是國民為國家做的？哪些事又必須是國家為其國民做的？ 就我所知道，這些打工仔和打工妹的工作條件，精神狀態和心理因素都處於極差的地步，在沒有任何保障和退路的情況下，你給他一個超過兩千一個月的工作，然後你可以讓他們幹任何事，只把他們弄得崩潰……這不是富士康一個公司的問題，在有打工人群聚居的地區廣泛存在。
我們首先應該問一下國家的責任，國家應該保護那些孩子的。富士康們只是僱傭他們工作，如果一個強大國家的國民眼裡看不到國家，沒有了社會，只有一個公司的時候，那個以賺錢為目的的公司可以輕鬆剝奪他們的生活、人格甚至生命……而當孩子們對一個本來可以隨便離開的公司絕望到自殺的時候，說明他們早就不對這個國家，以及我們的社會還抱有一絲的信心與希望！
我們的“社會”又在哪裡？
然而，國家不是無所不能的，更不應該是“無所不在”的。 1949年後的前三十年，中國的災難就出在那個“無所不能”的國家無處不在，把社會擠壓得名存實亡，而且，這個“國家”該做的沒做，不該做的又做了很多。
後來三十年的改革，國家在經濟領域的職能大大減弱，所以，才有了經濟的繁榮，尤其是私營企業的發展。可是，國家功能在社會經濟領域的消退，本來應該伴隨國家的功能在社會其他領域的消退，只有這樣，逐漸成長與成熟起來的“社會”才能肩負起以前由國家越俎代庖的職能，照顧這個社會的每一個成員 ……
這恰恰是我們偏執的改革留下的禍根。按說在南方地區，目前從經濟結構上說，比改革開放以前以及大多內地地區都要合理得多，甚至有些地方表面上已經接近西方國家了，可是，我卻在那裡看到了一些畸形的發展： “ 國家”部分撤走了，“社會”卻根本沒有形成。 這樣，這裡就形成了一些有錢人獨占的“私社會”：老闆就以他們的“天上人間”夜總會、山珍海味的餐廳與紙醉金迷的桑拿按摩作為自己的“社會”，數量大得多的打工族倒反而成了服務他們的陪襯與點綴，我們不禁要問： 社會大多成員的社會又在哪裡？
社會取代國家，公民利用社會參入到國家的政治生活中，有兩條途徑，一條是基層治理；另 外一條就是民眾基於不同的利益、愛好而結成的組織、社團，包括 NGO 、工會與行業工會等 。在以前的中國，這些本來屬於公民社會層面的事情，都被國家大包大攬了。後來，國家退出了，基層治理基本上只服務於權貴與投資者，“國家”也在社會經濟領域放寬了控制，可是——
國家卻不肯在社會更多的領域放鬆控制，還公民一個健全的“社會”，這個社會並不是要和“國家”分庭抗禮，而是相輔相成，又自成一體。西方的“社會”一直大於“國家”，在中國倒好，“國家”還是老大，可這個“老大”卻不肯也不能做自己該做的（例如保護這些孩子免遭企業殘害，給他們解決後顧之憂）， 反而死死限制社會健康發展，不肯還給公民和社會應有的權益，包括健康的公民社會裡公民用來自保和互相照顧的言論自由、出版與結社的自由。
你能想像嗎，在西方一些國家，甚至連流浪漢和乞丐都有自己的“輿論陣地”，有的甚至辦有不定期雜誌，來維護“族群”的利益，可總數接近兩個億的中國打工一族，不但沒有維護自身利益的工會組織，也沒有一本代言他們的雜誌和報紙。甚至更有甚者，有些 NGO 要去關心這些農民工，竟然被當地“國家”執法部門以維護穩定為名粗暴干涉。天下哪裡有這樣的道理？
就拿沿海地區來說，各地政府引進資金，扶持企業，發展經濟，加上大小老闆基本上都有一些共識，可是唯一沒有組織起來，可以向老闆討價還價，要求提高工資、改善待遇的就是總數高達兩個億的打工群體。國家給了他們“自由”，但只是給他們打工，甚至被奴役的自由，富士康只是冰山一角，更嚴重的問題還有。
就算是最偽善和虛偽的人，我們也不得不承認，中國的經濟發展，在很大程度上仰賴於這批廉價勞動力的勤勞與好用，如果這些勞動者像西方社會裡的那樣，動不動就要求自己的權益，要求分享大蛋糕，要求提高待遇，中國經濟可能還真沒有如此“繁榮”，至少可以這樣說， 如果中國的勞動者也獲得了應得的權益，“國家”將絕對不會像今天這樣有錢和牛逼，動不動就辦出世界第一的奧運會與世博會……
可是，總不能永遠這樣下去吧？還要犧牲幾代孩子才能讓我們明白，“國家”並不是建立起來專供國民去熱愛與伺候的，被國民建立並被供養的國家，也應該起到照顧國民尤其是孩子的義務與責任。
如果國家不願意出手做它該做的，那麼至少應該放手——鬆開緊緊扼住社會咽喉的手，讓公民們自己去建設一個社會，一個公民的社會……
楊恆均 2010/5/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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